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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以色列悍然出动15架战斗机，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民宅进行超饱和式定点轰炸，造成六名平民死亡。尽管以色列的战术目标是“团灭”聚集在那里的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等要员，但是，这场跨境军事行动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暴露了以色列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继续穷兵黩武，突破多重红线，折射出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的彻底“礼崩乐坏”，危害重大而影响深远。令人愤慨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竟然事后威胁还将继续对卡塔尔发动类似袭击，追杀哈马斯成员。如果不尽快且严厉规范和约束以色列的行为方式，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卡塔尔是个温和的弹丸小国，从来不是支持“消灭以色列”主张的阿拉伯前线或强硬国家。相反，卡塔尔很早就与以色列建立过低级别外交关系，堪称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的和解先驱。卡塔尔同情并支持哈马斯固然不假，但是，卡塔尔所有流入加沙地带的援助资金，大都经过以色列政府认可和以色列银行转账而交付给哈马斯。换言之，卡塔尔一直客观上配合着以色列对哈马斯“剿而不灭”、构建两个权力中心进而分裂巴勒斯坦力量这一国家战略。而且，卡塔尔应美国和以色列请求，才在多哈为其与哈马斯谈判穿针引线并提供平台。

　　卡塔尔的身份之于巴以冲突双方，为战争法意义上的中立国。1907年《海牙第五公约》第1条即明确规定中立国领土不得侵犯。《联合国》第2条第 4款，以及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为国际法基本原则。过去以色列在很多场合强调其对巴勒斯坦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是所谓“针对的预防性自卫措施”。这一立场在国际法院审理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咨询意见中受到驳斥。作为国际法权威阐释的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明确拒绝了以色列任意扩大自卫权解释以便为自身违法使用武力辩解的企图。所以，以色列此次公然袭击卡塔尔，既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也违反中立法义务，毫无国际法上的合法依据。

　　其次，以色列刻意选择哈马斯和谈代表开会商讨停火条件的时刻下手，再次证明它才是维持加沙战火持续不断的关键责任者，并且置国际道义、战争规则和国际信誉于不顾。“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千古不变的交战规则和交往底线，以色列竟然在对哈马斯斩尽杀绝的政治决断驱使下，在友好国家首都对和谈对手进行偷袭式的肉体消灭，实在令人不齿。此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高层实施“团灭”，也是借助跟踪和定位前去劝说其接受停火的伊朗特使而完成的。

　　以色列此次袭击的背信弃义属性，还可以从武装冲突法角度进行确认。1977年《关于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保护战争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禁止以背信弃义方式杀死敌人行为。而背信弃义行为是指“以背弃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的信任，使敌人相信其有权享受或有义务给予（对方）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行为”。禁止背信弃义的行为，是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准则，因而，背信弃义行为也是国际刑法确认的战争罪表现形态之一。由此可见，以色列此次袭击哈马斯和谈代表，从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角度看均不具备合法性。在国际刑事法院已确认其对巴勒斯坦情势具有管辖权且对内塔尼亚胡等政军要员签发逮捕令的情况下，此举更显以色列领导层对基本战争秩序和国际刑事司法的轻蔑。通过空袭多哈来剿灭哈马斯和谈代表，再次证明以色列作为国家行为体十分不讲武德，也无诚信可言，甚至是顶风作案。

　　其三，以色列对最大靠山美国的阿拉伯盟国发动突袭，危及美国的政治、外交形象及美阿关系，也是对战略盟友长期信任和坚定庇护的严重叛卖，再次凸显以色列已沦为美国的“战略负资产”，扮演着日益具有破坏性的“损友”角色。卡塔尔不仅给美国提供了最大的中东空军基地，每年购买高额的美国军火，在美国持有大量国债并拥有大量投资，也因此换取了美国安全保障承诺。饶是如此，以色列此次也未将偷袭计划提前告知华盛顿，而是空袭机群被美军防空体系监测到后加以求证时，以色列才亮出底牌并推脱称已无法取消。以色列的擅自攻击和瞒天过海，导致轰炸发生十分钟后多哈才收到华盛顿的警告。

　　以色列机群从东地中海到波斯湾千里奔袭，不大可能瞒住沿途美军海陆空预警系统。因此，以色列刻意隐瞒也好，美国假装不知也罢，但是，美军用来保护海湾诸多产油国盟友的预警和防空体系完全失效。无论华盛顿如何辩解，以色列这次都让美国政府无地自容，陷入放纵以色列胡作非为的“躺枪”和“背锅”尴尬境地，也根本动摇了美国伙同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的“中东版北约”安全合作机制。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表达对以色列攻击盟国不满之余，又称消灭哈马斯“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相信此次袭击事件可能成为推动和平的机会”。如此看来，美以算是沆瀣一气，美国被以色列拖累也顺理成章。

　　其四，以色列追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和片面安全，不惜伤害其他主权国家乃至友好国家的国家和国民安全，体现了彻头彻尾的地区霸权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乃至国家特质，将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刺激反以反犹主义、极端主义、暴力主义和大行其道。既然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行为体可以视一切法则和禁忌为无物，不断开启恶劣先例，不仅地区主权国家可以“萧规曹随”地基于自身安全无所忌惮，非国家行为体则更有借口和理由恣意妄为。那些处于力量弱势的激进和暴力乃至恐怖组织，会因为实力不对称，规则不具约束力，道义不受尊重而更有可能对国家行为体发动“非对称”攻击，乃至堂而皇之地袭击包括无辜平民在内的软目标，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暴力横行，丛林法则取代文明规范和行为准则。

　　其五，以色列未经正式法律程序，未经公开、公正、透明的审判程序，试图对哈马斯和谈代表直接“定点清除”，严重违背人道法则、法治精神和文明价值观，构成对现代文明和国际法制的严重背离。哈马斯作为被占领土的抵抗组织，与以色列是交战关系，以色列有权在交战状态下对其成员进行肉体消灭，但是，对于其追究的非交战人员，特别是客居他国且具有平民身份、处于平民状态的哈马斯成员，以色列作为遵奉现代民主、法则和重视人权的国家，以实施“国家私刑”的极端途径杀人夺命，不给予对方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和机会，进而堕落为丧失法制精神和不受法制约束的暴力行为体而非主权国家。

　　其实，以色列自建国以后，始终将本国安全利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也从来不考虑不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和被通缉对象的基本人权。让以色列情报机构一战成名的从南美绑架“死亡医生”艾希曼回国受审并处以极刑一案，确实为“犹太大屠杀”受害者讨回了公道，但是，绑架行为本身损害了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1972年“慕尼黑惨案”后，以色列情报机构全球追杀“黑九月”并历时近10年，涉案人员除一名女性受伤坐牢外，其余均死于非命。从尊重他国主权和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角度看，以色列这个海外报复杀人“传奇”同样是不值得恭维的“私刑处决”系列行为，也曾引发外交危机。以色列对哈马斯成员的域外追杀案例也不稀缺，而且花样百出：1994年派两名特工在约旦首都安曼刺杀哈马斯代表哈立德马什阿勒，刺客被当场识破并活捉，几乎导致约以断交；2020年以色列派26名特工持伪造的西方十多国护照，在迪拜刺杀哈马斯武器采购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激起多国强烈抗议……时至今日，以色列越加不受约束和无所敬畏，公然驱动战争机器在他国首都杀人夺命，其无法无天的习惯性和野蛮做法堪称登峰造极。

　　其六，以色列空袭多哈是对中东冲突与争端热心斡旋者的一次当头棒喝，势必挫伤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损伤相关国家的安全担保信誉，使冲突各方今后很难再找到可以进行安全对话的第三方平台。众所周知，卡塔尔虽是海湾小国，却以“斡旋大国”著称，多哈曾见证美国和阿富汗武装达成停火换撤军协议，更是哈马斯失去其他海外庇护所后的唯一对以沟通渠道。如今，哈马斯和谈团队成员受到以色列超越所有禁忌的追杀，使多哈因提供和谈便利而蒙受血光之灾，这一恶果形成的震慑效应，足以让约旦、阿曼、埃及乃至土耳其等其他乐意做“和事佬”的中东国家，今后再为以色列和谈提供对话渠道时三思而后行。以色列这种“尚未过河就拆桥”的举动，不仅可能彻底堵死自己与哈马斯谈判的“多哈渠道”，也封杀了未来与胡塞武装的对话可选空间之一，甚至使以色列与黎巴嫩和叙利亚将来的可能和谈，只能借助更有实力和信誉的大国提供安全担保。

　　其七，以色列对长期处于安全与和平状态的海湾国家发动突然袭击，继将“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因闪击伊朗而烧到波斯湾后，又嫁祸1991年后再无战端且号称“和平与繁荣绿洲”的海湾产油国，引发油价飙升，危及世界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发展。如果任由以色列对卡塔尔进行粗暴的军事蹂躏，下一个遭受以色列不宣而战的国家将是谁？普遍“小国寡民”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无疑将告别高枕无忧的和平年代而人人自危，导致这块资金富集、投资和航运活动活跃的“和平乐土”陷入恐慌和动荡，并可能影响全球资金流动的重大变化，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其八，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从舆论上、道义上、资金上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独立事业，但是，它们也是冷战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代先锋”，普遍与以色列保有公开和半公开的高层往来和密切的经贸、投资、技术乃至安全合作。近几年，海湾六国中的巴林和阿联酋顶着巨大民间压力，将巴以冲突的历史包袱抛在一边，率先与以色列签署建立正常关系的《亚伯拉罕协议》，带动了远在非洲的两个阿拉伯国家苏丹和摩洛哥跟进。如果支持巴林和阿联酋先行试水的沙特阿拉伯完成与美以三角关系的重塑，将实现海湾六国对以关系的全面正常化。但是，以色列对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卡塔尔实施侵略和轰炸，侵犯了这个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利益，使其集体防御机制形同虚设，也让六国国家和民族尊严集体受辱，最终势必削蚀民意基础，引发对以和平进程的停滞或倒退。

　　其九，以色列对卡塔尔大打出手，暴露出“大以色列主义”的为所欲为和“上帝选民”式的傲慢，以及恃强凌弱、以邻为壑的国家战略取向和国家行为特征，势必进一步恶化以色列乃至犹太人的地区和国际形象，甚至可能激活已奄奄一息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导致中东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地缘关系再次大面积紧张，并使以色列失去更多西方盟友。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长期铁血政策、焦土政策和饥饿政策，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如今又将战争强加给海湾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使以色列呈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这一态势不仅使与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背负沉重的道义和舆论十字架，也倒逼西方盟友纷纷对以色列采取武器禁运、限制贸易或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反制措施。11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欧盟27个成员国“考虑承认巴勒斯坦，以期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多行不义，自绝于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国际孤儿”和”国际弃儿”的外交深渊。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以色列始终无法获得长久而稳定的国家安全，根本症结在于其拒绝归还包括巴勒斯坦（仅限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在于长期仰仗美国的无底线庇护和自身的强军与好战国策，在于极右翼势力的持续做大、贪得无厌与零和思维。以600多万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以色列，固然现在打遍中东无敌手，可以恣意进出周边国家领空领土，但是，这种靠军事机器支撑的国家安全，靠拳头建立的国际关系，靠大量无辜生命建立的和平与稳定，能让以色列得意多久？受益多少？答案无疑是明确和清晰的，那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甚至有观察家犀利地指出，以色列正以“卫国战争”之名行“灭国战争”之实。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视角看，国际社会如果放任以色列继续为非作歹，不仅中东会持续战乱丛生，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也因劣币驱良币而更加难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