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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青年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呈现“慢”“稳”“新”的特征。青年就业难题涉及就业教育、就业社会服务、就业政策等多个方面。应对青年就业难题，需要秉持协同治理的思维和方法：在就业教育方面，加强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三育并举”，以及家校社协同；在就业社会服务方面，加强共同体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在就业政策方面，建立健全青年就业政策体系，运用合理的就业政策工具组合，推动就业治理主体的多方协同。

　　就业教育工作者一方面需要传授就业规划、制作简历及面试技巧等基本技能，另一方面更需要提振青年群体的就业动力和就业信心。如前所述，就业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实际处于边缘位置，多数学校缺乏独立的、专业的就业教育。尽管多数学校都配置了就业教育指导部门，但相对于学校核心的教学部门和科研部门而言，就业教育指导部门的话语权不足，多处于辅助性地位，并且往往只进行毕业班学生的就业教育。研究还发现，学校为学生提供的职业生涯规划训练非常有限，学生对于未来职业的理解和选择普遍存在困惑。对此，学校就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还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比如，从职业社会学或劳动社会学的视角去阐发职业的功能和意义，拓展青年学生对职业的认识，更需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引导青年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就业劳动为社会尽责的信念。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相互融合、协同发力的基础上，强调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促进青年自由、全面地发展。为提升就业教育的质量，有学者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四个方面探讨大中专院校就业教育的内容，提出有的放矢的专业教育、能力导向下的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和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的就业指导教育等实践途径。大力推进学生就业，需要在明晰各类教育形式边界的基础上，促进各类教育形式的融合，即就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的融合，进一步强调就业教育的重要性，倡导就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的“三育并举”。

　　青年的就业教育还需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作用。一些毕业生不急于找工作，以游历、思考人生、等待机会、屡败屡战的反复应考等方式待业，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家庭的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家庭财富的深度积累使得高校毕业生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能够承担延长求职时间的经济成本。家庭环境对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职业理想、择业偏好和就业准备有重要影响，部分家长认可子女的“慢就业”方式，有的家长甚至以某些工作丢面子为由直接干涉子女的就业选择。当下，青年就业的家庭教育有待拓展，家庭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青年，还包括家长，部分家长的就业观、职业观也需要教育和引导。当青年学生们在毕业季不知何去何从时，家庭不能仅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生活保障，让其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思考人生，还要积极与学校和社会配合，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相结合，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理想，鼓励青年敢于尝试，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就业压力。

　　青年就业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外，社会教育也是必要的补充。202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难以满足学生广泛的职业认知需求、职业规划需求、就业机会需求或实习见习需求等，学校就业教育急需创新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模式。Y青少年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家聚焦提升青年就业能力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服务机构，自2005年开始探索学校社会工作，主要采取联校社会工作和驻校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参与到大中专院校的就业教育之中。其中，中职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是Y青少年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主要活动。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筑梦生涯”项目是职业生涯教育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重要尝试。从国际经验上看，这种校社共建模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职业生涯教育的发展方向。例如，英国除了在学校开设生涯教育课程外，各个地方的教育部门还设有专门的生涯服务机构，协助学校实施生涯教育，并整合各种资源，为家长和学生提供有公信力的生涯发展信息，为学生提供就业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构建就业教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未来青年就业教育可能的发展方向，社会教育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青年就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

　　就业社会服务主体的自主性、分散性问题是青年就业社会服务的难题之一，通俗地讲就是就业社会服务的力量较为薄弱，也较为分散。国家高度重视青年就业问题，提出就业优先战略，实施就业促进的整体规划，多部门和多机构均纳入就业促进的战略实施过程，但是在实践中，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效果不佳。部门和机构之间需要加强互动、共享和协同，尤其需要加强就业促进社会性平台的打造和青年就业社会服务共同体的建设，由社会服务共同体自下而上地推动青年就业政社共同体建设。

　　青年就业社会服务共同体可以由社会工作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其他支持、服务和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组织及人员组成，这些组织和人员基于共同的信念或意识，共同参与青年就业问题的治理。就服务的实际供给主体而言，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专家学者、枢纽型社会组织、各级团委，以及其他了解、支持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力量等，均可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问题在于如何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并提高合作效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青少年就业的服务实践、知识创新、组织建设与政策推动、服务体系完善等不同领域的功能。协同理论的支配原理指出，序参量是系统支配的决定性力量，支配着其他变量的发展方向和进程。青年就业社会服务的行业机构或枢纽型组织可以作为就业社会服务共同体协同治理的序参量，行业性组织具有联结上游组织和下游组织的枢纽功能，有助于促进服务主体之间的协作与共享。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党建引领自上而下地整合各个主体的资源。基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趋势，基层成为促进就业的关键场域，就业社会服务共同体可以从基层做起，依托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与“五社联动”的基层治理资源，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渠道，协助待业或失业青年积累社会技能与社会阅历，从而打造高质量的基层就业促进平台。

　　加强青年就业社会组织人员的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服务能力。青年就业涉及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的建设，为整合、传输及联动多方资源，需要提升就业服务人员的个案管理能力。以Y青少年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助推青年就业的“青橄榄”项目为例，其就业服务人员的实务能力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所提供服务方案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帮助青年进行心理建设的能力有待加强，青年就业社会服务建设未成体系，尤其在社会倡导等方面的间接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从事青年就业服务的社会组织不仅要为青年提供直接的就业服务，还需要帮助青年应对职业污名，从事社会倡导，重构体面工作。劳动本无贵贱之分，但在社会层面仍存在认识误区。近三十年来，灵活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但相较过去，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与区隔更为明显。一方面，平台经济是我国灵活就业的主体，灵活就业者以线下网约劳动者为主，且蓝领岗位居多，该群体面临劳动关系稳定性低、缺乏保障、失业风险高等就业质量问题，还存在职业污名与社会排斥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青年群体的择业和求职意愿。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的等级划分，以及由此产生的污名化效应对“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信念构成挑战。例如，青年偏好文员、公务员、教师等脑力劳动职业，同时存在对外卖员、快递员等体力劳动者“艰苦工作”的污名，显示社会就业价值理念对个体“体面就业”的认知与选择的影响。青年不就业或“慢就业”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就业环境与青年对就业环境感知的张力，即社会的就业价值倾向与青年的就业价值倾向之间存在张力。从事青年就业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升社会倡导的专业性，推动建立社会就业价值规范，亦可以积极推动青年在社会组织就业。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重要的战略目标，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就业更是重中之重，就业政策需要保障青年就业的基本权利，为青年创造通过就业融入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机会。如前所述，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就业优先的政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回应了青年的就业需求，但是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青年的就业压力不减、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质量仍存在短板，就业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及其精准执行的效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就业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或零散的政策工具往往难以全面有效地应对挑战，需要建立健全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就业优先政策被置于宏观的政策层面,不仅强化了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政策导向,也突出了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积极的就业政策需将短期失业治理与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相结合。积极的就业政策所发挥的功能已不仅仅满足于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还需要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构建匹配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与就业服务保障制度，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未来，一方面需要解决就业政策体系的失衡问题，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提高救助政策的占比；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政策的协同性，利用救助政策提高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消极就业政策要融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成分,从就业保障导向转向就业激励导向。在政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精准施策才能保障就业。达至就业政策的协同与精准施策，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有意识地选择、搭配和整合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诸如就业保障型政策工具、就业促进型政策工具、经济发展型政策工具等，并充分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优势，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青年就业促进政策的价值取向需要注重青年主体性的发展，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多措并举以保障稳定就业，建立以个人职业发展为支柱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形成有利于青年发挥主体性和能力的社会氛围。青年就业政策更应突出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发展，建设令个人终身多元化职业生涯成为可能的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多样化就业体系。在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切实提升青年群体的参与度。职业发展为支柱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形成有利于青年发挥主体性和能力的社会氛围。青年就业政策更应突出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发展，建设令个人终身多元化职业生涯成为可能的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多样化就业体系。在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切实提升青年群体的参与度。

　　总的来说，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尤其关乎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更是促进共同富裕、扩大内需以及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新时期青年就业面临新的挑战，出现了“慢就业”“稳就业”“新就业”现象。既有研究在阐释青年就业现象或就业难题方面，主要侧重对就业群体的系统分析，诸如青年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态度，或从结构层面聚焦宏观就业机会或市场的分析，疏于对就业群体困难或困境的深入考察。本文侧重就业群体的角度，从就业教育、就业服务、就业政策维度进行系统分析。青年群体的就业难题是一项事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公共性议题，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就业教育方面，建议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协同；在就业社会服务方面，建议加强青年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培育青年就业服务社会组织，提高青年就业社会服务的专业性，推动青年就业社会服务共同体建设；在就业政策方面，积极践行就业促进原则，健全青年就业政策体系，通过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推动就业政策的协同，精准施策，促进青年就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