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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五种教育，他把五种教育比作身体的五种器官，阐述了五种教育的作用，并进而强调“此五者不可偏废”。这是他接受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的体现。1917年，他在“爱国女校之演说”中还提出了体育在全面教育中的位置：“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此外，他还辩证地看待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健全的身体，始有健全的精神”。

　　文章提出体育是一种有规划秩序的“养生之道”，其目的在于“养生”、“卫国”；体育的效用在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学校“宜三育并重”，三育之间的关系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进而提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育锻炼要靠自觉，要做到“有恒”、“注全力”、“蛮拙”，方法上注意：“应诸方之用者其方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方法宜少”。的这些体育思想为我国近代体育史留下了不朽之文献。

　　（1）双轨制体育的出现。教育部于1912年～1913年间颁布了“壬子学制”，在其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划”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体操课内容同清末没有多大区别，以兵操为主。但在当时的教会学校开展的以田径、球类为主的课外体育活动、校内外体育竞赛、以及第l、2届旧中国全运会和远东运动会的影响，一些官办学校不仅有体育课，还有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并逐渐组织了各种体育部和运动队。人们把当时学校既有“以兵操为主”的体操课，又有以田径、球类为内容的课外活动的做法称之为“双轨制体育”。

　　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积极方面，由于自然体育思想强调人的本性，重视人生的意义，因而成为“五四”时批判军国民体育，否定兵操的理论依据之一；自然体育观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因而提高了体育的地位，促进了人们对体育教育规律、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消极方面，自然体育观强调个性自由发展削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一度助长了“放羊式”教学；过分强调体育的娱乐性与兴趣性，忽视了增强体质的主要任务。

　　华东运动会。1914年5月，圣约翰、南洋、东吴、沪江、之江、金陵等6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该会也称华东6大学体育联合会，在1920年、1921年分别吸收复旦、东南大学参加后，该会又改称为华东8大学体育联合会）。该会会章规定，每年定期举行棒球、篮球、足球和田径、越野等项目的比赛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复旦大学等学校退出该会，另成立江南大学体育联合会。次年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解体，该会从建立到结束的12年内，共举行了12届运动会。江南大学体育联合会，从成立到抗战前夕（1936年）宣告结束，11年间共举办过11届竞赛活动。

　　（2）参加其他国际性运动竞赛。在国外参加的一些竞赛活动有：1923年香港南华足球队访问澳大利亚；同年留美学生韦荣路等3人赴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在国内进行的运动竞赛主要有：始于1904年的上海万国竞走，自1926年始，中国人加入比赛；始于1908年，止于1937年的上海万国足球赛，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杯”和在上海的侨民；始于1925年，止于1937年的上海万国篮球锦标赛，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侨民；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始于1926年，止于1935年的上海国际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侨民队。

　　1927年成立的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曾拟定了《各省体育会组织条例》和《省会及通商大埠城市公共体育场办法》等条令，但这些条令不能从全局上对全国的体育事业予以统辖。为了统辖全国体育运动，政府于1929年4月16日正式公布了《国民体育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法。1932年，政府拟定通过了旨在贯彻《国民体育法》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1941年公布了《修正国民体育法》。此外，统治时期还陆续颁发了其它一系列的法令。但由于这些法规有不少脱离当时社会的实际，因此，真正付诸实施者不多，成效也甚微。